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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天子驾六”马
--洛阳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及其意义
来源: 作者:韦娜 叶万松

    车子在我国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了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夏人出行就是“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琻”。

    古代文献记载车的发明还在夏代以前,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车,文献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黄帝发明了车,如《汉书·地理 志》、《易·系辞》说“黄帝作车”;也有的说是夏禹发明了车,如《孙膑兵法·势备》:“禹作舟车”;还有文献说是夏禹时掌管车务的官员“车正”奚仲发明了车,如《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管子·形势解》还说奚仲的制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不仅如此,还有文献记载,在夏代早期车子已被运用于战争,出现了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战车。如《史记·夏本纪》记载,夏启动用战车征伐扈氏,临战前发布战斗动员令:“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帑僇女。”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战车上配置有称为“左”、“右”、“御”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各有任务,居左者以主射,居右者以主击制,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分工非常明确②。

    那么,夏代是否真的有车,车马又是怎样发展的?

    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在商代晚期都都城遗址安阳殷墟,以及陕西西安、渭南,山东滕州、益都,山西灵石等地的商代晚期墓地的发掘中多次发现殷代,即商代晚期的马车实物遗存即车马坑遗迹,据统计共计59座。其中殷墟出土51座,20世纪30年代出土9座,1953年以来出土42座。车马坑出土的马车基本上整车随马埋入,少数为拆车埋葬或整车与拆散的车共存一坑。目前发现的近60座殷代车马坑,凡遗迹现象清楚者,均为二马驾一车,车木质地,双轮、单辕,由轮、轴、辕衡、轭、舆等组成,轮径1.22-1.47米,辕长2.56-2.90米,轨距2.15-2.40米,舆广0.94-1.50米,舆深0.74-1.07米,舆高0.45米。车门置舆后,门宽0.35-0.42米。并已出现軎、踵、衡身饰、衡末饰、轭饰、轸、饰等青铜车饰。殷代的车子结构不仅相当科学和完善,而且已有战车和乘车功能之分。战车上的兵器有镞、戈、盾牌和弓形器等③。有学者通过对殷墟出土车马坑的随葬青铜武器研究,认为:“车兵组合单一,只有戈、镞、弓一种,”“殷墟用于车战的戈、镞等同于装备给步兵的戈、镞……由此可知,车战并不发达,没有专门为它设计的作战兵器。”④据此,战车在商代晚期尚处在其初级阶段。

    1955-1956年,在郑州商城紫荆山北铸铜遗址曾出土商代早期的2件青铜车軎的陶范⑤。1996年考古学家又在商代早期都城汤西亳城址,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发现了商代早期的车辙遗迹。该考古报告说,在大城内侧的北城垣内东段发现顺城大道,大道路土包括四层坚硬路面,总厚度可达1米左右。其早期的一层路面上发现轨距宽约1.2米的双轮车辙印迹⑥。

    1994年考古学家在夏代晚期都城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段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双轮的辙印痕迹。辙印上口宽约40厘米,轨距(以两辙中线之间的距离计算)约1.2米,辙沟里的灰褐色土极为坚硬⑦。这一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夏人“陆地乘车”不是捏造的,而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夏代的车辙的双轮车距与商代早期车的双轮车距与商代早期车的双轮轨距都在1.2米左右,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发现的双轮车的车辙遗迹,把我国的造车史,不仅从商代晚期追溯到商代早期,还远远追溯到了夏代晚期,即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为前1850年到前1550年)。

及到西周时期(前1046到前771年),我国的车子制作更为成熟,使用更为普遍。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车马坑数量多,分页范围广,除了西安(西周国都宗周丰镐)⑧、洛阳(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⑨以外,其他的诸候国都邑也相继有西周的车马坑出土。据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初步统计,仅下列八处诸候国墓地,即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燕国墓地、山西临汾曲沃天马曲村晋国墓地、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郑州洼刘村管国墓地、浚县辛村卫车墓地、河北邢台葛家庄邢国墓地、陕西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甘肃灵台白草坡潶国墓地等,发现的车马坑就在100座以上⑩。发掘出土的车马或整车随马埋入,或拆散放置坑内。整车随马埋入者,或为二马一车,或为四马一车。车子为质、双轮、单辕上曲、圆角长方体车舆,整车由轮、毂、轴、辕、衡、轭、舆、伞盖等部件组成。由于出土车辆有大小的差异,轮径1.25-1.40米,辕长2.70-3.00米,轨距1.84-2.33米,舆广1.07-1.64米,舆深0.68-0.97米,复原舆高约0.45米。车门置舆后,门宽0.35-0.50米。西周之时的车马更普遍地装饰了铜、蚌、贝质的车马饰,如西安张家坡168号车马坑,“第一辆驾四马,在革带络头上缀以贝饰”。有学者对西周车制进行研究,车上的铜质装饰品种繁多,如有:车元、踵、辕颈饰等辕饰;軎、辖、画车等轴饰;管状轭首,“人”字形轭箍、半管状轭肢、管状轭脚以及銮铃组成的轭饰;圆管状衡内饰、衡外饰和镂孔矛状末饰组成的衡饰;舆饰主要有车奇饰、栏杆饰、较饰和由八件曲尺状铜饰组成的轸饰。在车轮传动部分也使用铜质配件,如毂饰,不仅使用单一的车官,还出现了由车官、车氐、车川组合而成的复合式毂饰,或分段套合,或分别合铸为一整节,或整个车毂套合。这些车马铜饰,装饰有华丽花纹,形状或为兽头、兽面造型,或为人物造型,或为管状,或为矛状等等,不仅使车舆美观,也使之坚固耐用。根据文献记载,四马一车的,四马为“两服两骖”,即位车衡之下,车辕两侧驾辕的两匹马被称之为“服马”(又有人称为辕马),服马外侧套缰绳的两匹马被称之为“骖马”。所以当时的辕马,车辚辚,马萧萧,不仅华丽高贵,而且坚固耐用。以致《诗经·车攻》这样地赞颂:“我车即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商代晚期还只有二马驾驭的车,而在西周,不仅有二马驾驭的车,还出现了由四马驾驭的车。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车子本身的发展变化,更是反映了商周之间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尚礼。儒家经典著作认为礼的起源甚古,礼藏于天地之中,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沌之时便有礼的存在;同时认为礼从天出,礼与天地并兴,“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礼这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其次,正因为礼从天出,所以非但要以天为本,还要效法于地和鬼神,由此祭祀是礼制的重要的形式和内容。如《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圣人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于鬼神以制礼。”孔疏:“圣人既法天地鬼神制礼,本谓制礼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庙,祭山川,一则报其祀之所来之功,二则教民报上之义。” 再者,由于文献记载虞舜“修五祀”,并命伯夷“典朕三礼”,因而“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

据现代学者研究,礼制大概发端于新石器大汶口文化时期,形成于龙山时期,在夏代发燕尾服成为夏礼。商代继承并发展了夏礼形成殷礼,周代继承了殷礼发展为周礼,成为我国奴隶制礼制的完备和极盛时期,犹如文献记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统治,周公“因于殷礼”制作了周礼,这就是史学家们所说的“周公制礼乐”。所谓“礼”,是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遵循的等级制度;所谓“乐”,是规定典礼仪式所使用的乐舞。礼乐的社会功能非常巨大,“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特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得民人;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邪心,存人正性”21。正由于礼乐具备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所以“礼乐不可一日废”22。也就是说,礼制是维系奴隶主统治,化解矛盾,稳定奴隶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

周礼条款繁多,文献记载“经礼三百,曲礼三千”23;周礼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到社会的细胞家庭。“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冖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4。一般认为,周礼包括了周代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如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畿服制度、爵谥制度和礼乐制度等等。由于有关记载夏礼和殷礼具体内容的“书篇散失,夏商之礼绝灭”25,所以周礼就成为我国现存于世的奴隶制国家法典。

根据周礼规定,在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对立的西周社会里,不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26,而且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制度严密。周代的礼乐制度详细地规定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享受不同的待遇,涉及政治、军事、文化、个人生活,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大者国之大事,如都城建设、军队编制等,小者个人生活用品,如服饰、乘舆等,通通纳人礼的范畴,现举数例如下:

在都城建制上,规定天子之城九里,高九仞;公侯方七里、高七仞;侯伯方五里、高五仞;子男方三里,高三仞27。在军队编制上,规定天子拥有六个军,诸侯大国拥有三个军,次国二个军,小国一个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28;天子兵车万乘,大夫百乘29

朝堂夜间点燃火炬议事,称“庭燎”,其火炬数规定“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30

在礼器使用上,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31

使用金石之乐,将编钟、编磬悬挂在古称“徇簴”的架子上,然后放在厅堂里。在编钟、编磬使用的数量上规定“天子八堵四肆;诸侯六堵三肆;卿大夫四堵二肆;士二堵一肆”,即天子钟馨各六十四枚,诸侯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各三十二枚,士各十六枚。若属诸侯的卿大夫、士,又各减半32;其摆放的位置规定:“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即天子放置在厅堂的四面,形若宫室的四面墙,称“宫悬”;诸侯三面,称“轩悬”,由于形若曲,也称“曲悬”;卿大夫二面,称“判悬”;士一面,称“特悬”。33

卜筮时使用的龟、蓍,规定“天子龟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34;“天子蓍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35

冢人造墓,以死者的爵等来决定坟丘高度和树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药草;士四尺,树以槐。”36

在乘舆使用上,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37

甚至在称谓上,规定:“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38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是非常重视的。乘舆制度,不仅在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而且还是尔后历代王朝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朝代的正史,即二十五史,以及其他文献中都有关于历史的和当朝的乘舆制度的记载,例如,有文献记载秦始皇以水为德:“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40又有文献记载:“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孔子所谓‘乘殷之辂者也’。”41追根溯源,中国历代皇帝“乘金根车、驾六马”的乘舆制度,其源头应在夏、商、周的礼仪制度,即“三代之礼”,可谓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乘舆是被历代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象征着权力,其森严的等级规定是绝对不允许僭越的。

春秋时,卫侯将田地赏赐给大夫仲叔,仲叔谢绝,而“诸曲县、繁缨以朝,许之。”即卫侯同意仲叔享受诸侯的曲悬之乐和使用诸侯的车服以朝。此事后来被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知道后,孔子说:“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42车舆象征着权力,和代表身份的爵位一样,是不能借给他人使用。天子(帝王)让他人使用了只有天子(帝王)才能使用的车舆,那就等于把王权送给了他人,那就是亡国。

 

按一说,古制天子乘舆“驾六马”似乎是不用争论的问题。可是在经学最为兴盛的东汉(25-220年),经学家们却为周天子“驾六马”或是“驾四马”发生了争论。据文献记载,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著《五经异义》十卷,对传世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己见43。而郑玄对许慎的《五经异义》中的许多观点持有不同看法,著《驳五经异义》百万言予以反驳44。在他们争论的诸多问题中,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天子驾数”。许慎在《五经异义》中以《易》京氏、《春秋公羊传》和《逸礼·王度记》中有关“天子驾六”的记载,认为古制“天子驾六马”。郑玄则以《周礼》、《尚书》为依据,认为古制“天子驾四马”。他在《驳五经异义》中反驳说:“今天子驾六者,自是汉法,与古异……既实周天子驾六,《周礼》校人则何不以马与圉以六为数,《顾命》诸侯何以不献六马?汉世天子驾六,非常法也。《王度记》曰‘大夫驾三’,经传无此言,是自古无驾三之制也。”45南朝梁人刘昭在为《后汉书·舆服志》作注时,概述了这场论战的论点与论据。

“《古文尚书》曰:‘子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礼》:‘四马为乘’;《毛诗》:‘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说皆云:天子驾六。许慎以为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曰秦始皇以水数制乘六马。郑玄以为天子四马,《周礼》:‘乘马有四圉,各养一马也,诸侯亦四马’,《顾命》:‘时诸侯皆献乘马,黄、朱乘,亦四马’。”

东汉时期发生的这场经学大论战,由于文献散佚,目前所知道的已经不多了,但从后人的描述中可知他们之间论争之剧烈,论理之精辟,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极大影响:“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为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学,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余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残章断简,固远胜后儒之累牍连篇矣。”46

包括“天子驾数”在内的这场大论战,无疑是东汉经常发展的表现。“西汉学者大都专治一经,彼此不能相通,师说所承,每多乖异。迨东汉而兼者渐众,故许慎至有五经无双之目。”47很可惜,敢于对儒学经典提出异议的许慎,他的观点在以后的岁月里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南北朝时,为《后汉书》作注的刘昭,很明显地反对许慎的“天子驾六”说:“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古制异耳。”48尤其到了唐代,“自唐儒作五经《正义》专主郑说,许义渐微”49.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争论的结束,其中还是有许多学者仍认为古制中存在“天子驾六”。如在宋代,著名学者陆佃(农师)认为:“天子之马,盛者驾六,常则驾上。诗曰‘四黄既驾,两骖不猗’,此‘驾六’之证也”。50另一位著名学者林之奇支持陆佃的观点,认为“古者车皆四马,唯天子之车则特驾六马……陆农师曰‘天子之车,盛则驾六,常则驾四’,此说可信”51

这场发生在公元2世纪的关于古制天子驾数的经学争论,大约历经了1800多年悠悠岁月的等待,在公元21世纪初才真正有了定论,其结论就是:古制“天子驾六马”。之所以有如此的结论,首先是因为洛阳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出土。

2002年,在河南洛阳市中心的东周王城遗址上施工建设的“河洛文化广场”(现更名为“东周王城广场”)的考古钻探中,在拟建的四万多平方米的近三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710座东周墓葬(其中有墓道的大型墓葬4座),马坑、车马坑36座(其中大型车马坑2座)。在经发掘的17座马坑、车马坑中,保存完整的车马坑5座,其中4座(编号为四、八、九、十号车马坑)出土四马驾驭的车各一辆,二马驾驭的车各一辆或各两辆。另一座为大型车马坑(编号为五号车马坑),南北长42米,东西宽7.2米,深1.8米,坑内埋车26辆,马68匹。车子呈南北纵向双列摆放,车头、马头均向南,车辆中驭六匹马者1辆,驭四匹马者8辆,驭两匹马者17辆。驭六匹马的车摆放在西列从北南数第二辆的的位置上。该车车舆方形,车厢、车轴、车轮、车辕痕迹清晰。在车舆之前、车辕的两侧放置六具完整的马骨驾。车辕之东三具,头南尾北,侧卧向东;车辕之西三具,头南尾北,侧卧向西。排列整齐有序,清晰无疑地表示了这六匹马和这辆车组成了六马驾一车的关系52

根据文献,该车马坑中这六匹马在古代都应该有自己专有的称呼,位于车辕两侧驾辕的两匹马称为“服马”,紧挨着服马的称为“骖马”,骖马之外的称为“騑马”。此外,根据该车马坑中这六具马骨驾的出土位置,说明这六匹马当年驾车时应是沿车辕两侧特驾六马。四马则两服、两骖,六则两骖之外双有两騑。《说文》曰:‘騑,骖旁马’,盖于服、骖之旁又加两马,则为六也。”53

由于这座车马坑出土于东周天子所居的国都东周王城内,这座车马坑中的六马驾一车,无疑就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天子驾六马”的考古遗存!这辆由六匹马驾驭的既然是东周天子的乘舆,那么这座车马坑出土的遗存无疑就是当年东周天子的出巡车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天子驾六马”考古遗存的发现,从而也认定了位于洛阳东周王城东部的大型东周贵族墓地就是东周王陵陵园遗址,应该说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继安阳殷墟王陵之后又一处被确认的早于秦始皇陵的中国帝王陵园遗址。

20063月,考古工作者继2002年在洛阳东周王城东周王陵陵园遗址发现“天子驾六”车马坑之后,又在该王陵陵园遗址内发现另一座东周晚期“天子驾六”车马坑,共发现车马三辆,驾六者一辆,驾者两辆。据报道,“此次发掘的车马坑一共有两座,坐北向南,中间有土墙隔开。位于北边的车马坑长约4.5米、宽不足4米、深不足2米,内有一车六马车衡下有两马,车辕两侧各有两马,保存现状好于天子驾六博物馆的“驾六”。南边的车马坑长6米多、宽3.5米左右,深度和北边的坑相同,里面有两辆车,均是一车两马。除南边一车的两马前半身、车衡、车轭遭到破坏外,两车其余部分保存都相当完好”54。在东周王陵遗址内“驾六”乘舆连续被发现,充分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古制周天子“驾六马”是客观存在的。

 

“春秋之世,礼崩乐坏,文武之政,澌灭几尽”55;周室卑微,诸侯恣行,僭走越之事,每每发生。及至战国,战乱频频,东周天子,名存实亡;秦、楚七雄,争统天下,犯上之事,屡见不鲜。

相传夏禹以“九牧(州)贡金(铜)”铸造了九鼎;夏的末代天子桀昏德失国,“鼎迁于商”;而商纣暴虐亡国失天下,“鼎迁于周”。春秋楚庄王八年灭陆浑之戎,陈兵周疆。周定王派使臣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探问“鼎之大小轻重”,被王孙满婉言驳回:“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问也。”56“天子九鼎”,代表着周王朝的政权,问鼎之大小轻重者,“示欲逼周取天下”57

鼎不仅作为国家重器象征奴隶王权,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鼎还被作礼器,广泛被使用在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各种政治和宗教活动之中,用以表示奴隶主贵州等级身份和权力。如考古发现在周代墓葬中随葬列鼎,即九鼎、七鼎、五鼎和三鼎,按周礼分别应该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等不同等级贵族各自在丧礼之上的用鼎遗存,即九鼎为周王之记,七鼎为诸侯之礼,如此等等。文献记载,春秋时“晋侯朝王……请隧,弗许。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58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同意他死后用王礼埋葬,周襄王以“这是天子的典章,世上不能有两个天子同时存在”为理由,拒绝了他叔父晋文公的请求,但还是赏赐他阳樊、温、原、櫕茅几个邑的田地。也就是说,周襄王宁可赐给晋文公田地,也不能违背周礼“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原则,让“窃僭名号者”59享受天子之礼而失天下。宋人刘器之曰:“晋文之请隧,非欲真请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庄王之问鼎也。故周人窥见其意而与之田,名曰与之,其实逼天子夺之也。”60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请”是虚,擅自僭用王礼下葬是实。如考古发现的东周时期随葬九鼎的贵族墓葬凡十例,其中属两周之际一例,春秋中期二例,春秋晚期二例,战国时期五例,分别是曾、郑、卫 、蔡、中山、魏、燕等国等级贵族,基本上都是诸侯国君的墓葬,而没有一处是周天子的墓葬61。当时曾、郑、卫 、蔡、中山等诸侯小国尚且如此僭越犯上,更何况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呢?

“天子驾六”与“天子九鼎”一样,同样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战国时期,七雄逐鹿中原,其中以秦、楚两国势力最强,他们为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而连年征战。近期在湖北九连墩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地和陕西西安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墓地中,均出土有“驾六马”的车马坑。

2002年冬季,在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战国楚国墓地发掘的一号墓,其中一号车马坑“坑口呈长方形,南北长52.7米、东西宽9.5米、残深2.3米,西壁开有斜坡状坑道3个。坑内葬车辆33乘,呈南北向双横列。其中,位于中部的13号车驾马为6匹,其两侧的12号、15号车驾马4匹;此外,还有1乘车驾马4匹,有2乘车无马,其余均为12马,全坑共葬马72匹”62。该墓主人,生前或为诸侯王,或为卿大夫,享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驾六马”的待遇,自然是僭越周礼的犯上行为。

2005年春季,在西安财经学院基建工地发现战国晚期秦国王室陵园遗址,据报道,陵园“占地260亩,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10米。陵园外设兆沟,内筑夯土围墙,四面中部各置一门,并有礼仪性建筑门阙。园内有隔墙将陵园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主要是为房屋建筑遗址,南北长410米的北区,主要是为4条斜坡墓道的大墓和10多个陪葬坑坐落其间”。经考带扣和青铜马镳及青铜节约、银饰片等车马具,以及安车一辆,挽马骨架六具。”在“试掘另一座陪葬坑时,又发现六匹马拉的木车。”“专家称,这是罕见的“天子六”,是陕西省首次,中国第二次发现这种‘国宝’文物”。有学者认为该墓为死于秦始皇七年(前240年)的秦始皇祖母夏太后之墓。“夏太后一直活到秦始皇20岁,对于秦国晚期的政治,尤其是秦始皇产生过重要影响。”63若该墓为“秦夏太后”墓的说法成立,说明在公元前256年秦灭周王室,“其器九鼎入秦”64之后,统一六国,登上皇帝(天子)大位之前,秦王室就不仅仅拥有周天子的“九鼎”,而且还按照周礼的规定,享用了代表天子身份的“驾六马”的乘舆。秦王赢政在消灭六国,“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65的过程中尚且如此,自然更不用说在统一中国称始皇帝以后,“阅三代之礼”,“以水数制乘六马”。

汉承秦制,从秦汉直至宋代,各朝的礼仪制度大都明确规定,只有皇帝才能“驾六马”,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些制度规定,“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66,否则就是犯上作乱的“篡逆”。所以密度篡位夺权者,为能在篡位的过程中迈过礼制这个坎,他们效法春秋时期晋文公的“请隧”、仲叔的“请曲县、繁缨以朝”,让皇帝“假人”以“器”,在封其为羿姓王之后,诏命其享受皇帝的礼仪。

东汉末年汉献帝(190-220年)时,那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实权丞相曹操,被封魏王后,由那位傀儡皇帝下诏书让他享用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乘金根车,驾六马“待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笠十月,天子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67

曹魏末年咸熙二年(265年),被封为晋王的司马昭也由当时的傀儡皇帝、曹操的后裔魏元帝(陈留王)下诏书让其享用“乘金根车驾六马”。“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68

曹操、司马昭的的僭越行成了历史的典故,被称为“曹公辅汉故事”,“魏武辅政故事”,“魏武晋文辅政故事”,成为尔后篡权者效仿的榜样。

公元318年刘曜称汉帝,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进爵赵公。不久,“刘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节署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出入警跸,冕十有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曹公辅汉故事”69.

公元337年,臣服东晋的鲜卑族慕容皝称燕王,公元341处得到东晋皇帝正式承认,授以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文献记载“封奕等以(慕容)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皝于是以咸康三年(337年)僭即王位……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跸……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70

从进爵王位到“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以“辅政”,再到以“禅让”的方法夺取政权,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以和平的方式篡取皇权的三部曲。利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的除了东汉末年的曹操父子、曹魏末年的司马昭父子外,还有南朝的刘裕以“宋”代“晋”,萧道成的以“齐”代“宋”,萧衍的以“梁”代“齐”,陈霸先的以“陈”代“梁”,北朝的杨坚以“隋”代“周”,以及李渊以“唐”代“隋”等等。

根据文献记载,上述这些篡权者在篡位前夕,大都由皇帝发布诏书,“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71。在篡位之时又都要演出“禅让”的把戏,这边是末代皇帝身不由己地让禅,“逊位别宫”72;那边是即将登基的开国皇帝故作姿态,先谦让而后受禅,“群臣又固请,乃从之”,73“高祖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74,“高祖三让,不许……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75。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僭位篡权是大逆行为,所以除了用武力政变的办法外,只要是用和平的方法谋取皇位的,就必须设法逃脱篡逆的重罪之名,因此就不能明目张胆的骤然夺权,而是要步步“做戏”,环环相扣,以使水到渠成,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于是这夺权篡位“三部曲”就成了夺权才夺权的必经之路:第一步由皇帝土封王,由“公”的爵位提升到“王”的爵位,成为控制朝廷政权的异姓王;第二步由皇帝授以“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等天子之礼,使之享受“帝者之仪”,76成了与当代皇帝并驾齐驱的“二王”。由于“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双方必然争斗,其结果必然是以傀儡皇帝的失败而告终,因为此时的皇帝早已无回天之力,大都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听之任之,况且反抗也无济于事;第三步则是逼皇帝退位。由皇帝发布逊位诏书,主动让出帝位,而篡位者由于胜券在握,欲擒故纵,演出了一场欲得之则先弃之的游戏:先是假惺惺地“谦让再三”,“三让,不许”,然后操纵“百官劝进”,好让他在“群臣固请中的气氛中“从之”,从而登上帝位。他们抓住“禅让”大做文章,实际上是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禅让之制和先朝的“禅让”实例为护身符,而使这种篡位的大逆合理化、合法化,即符合封建礼仪的要求,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他们还大肆宣扬“受禅”篡位是“道高者称帝,录尽者不王”77,乃是受命于天,“顺天时、膺符瑞”,如宋末太史令兼将作大臣陈文建说:“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三而禅晋;晋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验昔揆今,若斯昭著。……伏愿顺天时、膺符瑞”78。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高压下,这些做法果然奏效,它既能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又能使当朝同僚群臣唯有跪地称臣这条生路可走。就因为上述原因,在古代文献中,凡涉及“禅让”篡位,朝代更替时,都会频频出现“一依唐虞故事”79、“一依唐虞汉魏故事”80、“一依唐虞魏晋故事”81、“一依唐虞晋宋故事”82、“一依唐虞宋齐故事”83之类的记载。

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无论曹操、司马昭,还是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慕容皝、只要是得到了“乘金根车、驾六马”的天子待遇,就意味着此时此刻距最终夺取皇权、登基为帝,仅仅只差一步之遥,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魏王曹操“乘金根车,驾六马”,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其子曹丕受汉禅,废汉献帝登上帝位,以“魏”为国号,为魏文帝,改元黄初元年84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晋王司马昭“乘金根车,驾六马”,是年,其子司马炎受魏禅,废魏元帝登上帝位,以“晋”为国号,为晋武帝,改元泰始元年85

东晋元熙元年(419年),宋王刘裕“乘金根车,驾六马”,元熙二年(420年)受晋禅,废东晋恭帝司马文德登上帝位,以“宋”为国号,为宋武帝,改元永初元年86

南朝宋升明三年(479年)齐王萧道成“乘金根车,驾六马”,是年受宋禅,废宋顺帝刘淮登上帝位,以“齐”为国号,为齐高帝,改元建元元年87

南朝齐中兴二年(502年),梁王萧衍“乘金根车,驾六马”,是年受齐禅,废齐和帝萧宝融登上帝位,以“梁”为国号,为梁武帝,改元天监元年88

南朝梁太平二年(557年),陈王霸先“乘金根车,驾六马”,是年受梁禅,废梁敬王萧方智上帝位,以“陈”为国号,为陈武帝,改元永定元年89

北朝北周大定元年(581年),隋王杨坚“乘金根车,驾六马”,是年受周禅,废周静帝宇文阐登上帝位,以“隋”为国号,为隋文帝,改元开皇元年90

隋义宋二年(618年),唐王李渊“乘金根车,驾六马”,是年受隋禅,废隋恭帝杨侑,登上帝位,以“唐”为国号,为唐高祖,改元武德元年91

东晋咸康三年(337年),燕王慕容皝“乘金根车,驾六马”,永和八年(352年)其子慕容x脱离与东晋皇帝的群臣关系,自称皇帝92。慕容氏的政权以“燕”为国号,史称“前燕”,为我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一言以蔽之,这种巨大的诱惑力来自权力,或者说是最高权力王(皇)权。所以不仅使历朝的达官贵族中的阴谋家、野心家们,或为之密谋篡位,或为之兵革不休,而且还使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市井野心者们亦为之动心,甚至不惜拿命运来赌一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秦始皇出巡天下,其车马依仗威风凛凛、浩浩荡荡、气吞山河。文献记载,当时沛县的小小亭长,也就是尔后一统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在秦都咸阳看到秦始皇出巡车队,羡慕不已:“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93当年的亡楚贵族,也就是以后与刘邦争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在浙江会稽看到秦始皇出巡车队时,也是野心勃发:“彼可取而代也!”94

“天子驾六”与“天子九鼎”一样,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王(皇)权。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里,窥视“天子驾六”,就是窥探王(皇)权:僭越“天子驾六”,就是挑战王(皇)权,因为“天子驾六”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综合分析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车马坑遗存,可以认为,在商代晚期,即殷代的时候,车舆还是“驾二马”95,在周代时候,车舆才开始出现,“驾四马”和“驾六马”。如果这个结论不被以后的考古发现推翻,那么古制“天子驾六马,诸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就应该始于周代。

目前,考古发现的“驾六马”车马坑遗存,见于报道的已有四座,还仅见于东周时期。不论这些车马坑的主人是真天子还是僭越礼制的诸侯王,它们的出土,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古文献记载“天子驾六马”确是周代的天子之礼。至于说西周天子是否也“驾六马”,我们期盼着西周王陵园遗址的确认与考古发掘。尽管西周天子“驾六马”在现在还是一个未解的谜,但“天子驾六马”不是始于汉制而是始于周礼,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洛阳出土的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遗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周礼的物质载体和考古遗存。

不仅如此,东南王陵陵园里除了埋葬自称“余一人”96的天子外,还埋葬着众多的姬姓宗族成员,他们生前的身份分别是诸侯、卿、大夫和士,“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97这些贵族的墓葬周围又埋有陪葬的器物坑、车马坑、马坑等,犹如《周礼》记载“大丧饰遣车之马,及葬,埋之”98。由于生前各自等级的不同,随(陪)葬坑的大小和随葬品种数量的多寡也不同。由此可见,整个王陵陵园既是当时奴隶制宗法的遗存,又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就以“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发现710座东周墓葬,36座马坑、车马坑为例,其中带墓道大型墓葬和“驾六马”车马坑是周礼中天子的葬制,中型墓葬(长方形竖穴墓)和“驾四马”车马坑则是周礼中诸侯的葬制,如此等待,整个墓地全部都是周礼的载体和考古遗存。

西周初年,周公汲取夏、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制礼作乐,大兴文教,以伦理规范人心,提倡敬德,强调勤奋为政、抑奢制逸,把人的思想从鬼神阴影中解放出来,这无疑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进步。周礼,数千年来一直为历代统治阶级顶礼膜拜,奉若治国经典。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倾慕周公,崇仰周礼,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9“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00文献还记载了孔子不远千里从东方的鲁国来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天苌弘”,“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 101。周礼的思想是儒家学说从思想领域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年历史的儒家思想的主要来源,所以这正是儒家除尊孔子为“文圣”、孟子为“亚圣”外,还尊周公为“元圣”的缘由。从更广更深的层面来分析,周文化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化繁荣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心理基础。有学者认为,“追根溯源”102。所以,深入研究、整体保护和重点展示东周王陵陵园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洛阳,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九朝古都”,自古以来就被称之为“天下之中”103、“天子之居”104、“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为王者之居”105。古代文献记载自夏代开始,夏、商、周三代都以洛阳为国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06。在中国悠悠五千年文明史中,在洛阳建都的王朝,除夏、商、西周、东周以外,还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诸朝,历经十三个王朝,累计长达1500余年。现考古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以及探索中的西周成周城遗址,就是当年十三朝国都遗址。这些都城遗址,在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宽约16-30公里的洛阳盆地里,沿着洛河一字排开,呈现了“五都贯洛”的旷世奇观。“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107,其古文化积淀之丰厚,在中国古都城市中,唯有北京、西安可与之比量。由此,洛阳每有重大考古发现,自然都能引起国人的关注,亦为洛阳市民所重视并引为自豪。所以当2002年洛阳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遗址出土问世的时候,全国媒体竞相报导,洛阳倾城顿时沸腾,一时间形成“‘驾六’热”:市民街谈巷议,奢望先睹为快,当车马坑遗址公展时,观者络绎不绝;洛阳的专家学者们为原址整体保护、重点展示“河洛文化广场”东周王陵遗址奔走呼号;洛阳的城市领导者、决策者们为“是原址保护还是迁走‘天子驾六’的争论,却一如东周时代的‘百家争鸣’般热烈”,“据记者了解”,各种意见“在洛阳市的高级会议上及很多场合进行了多次争论,争得‘天昏地暗’,最终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其中一些有真知灼见的领导者,富有远见的意识到“它有可能成为古都蝗标志性古迹”,因而不遗全力地坚持原址原貌整体保护的意见。“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也引全国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学者们为之兴奋和振撼,或誉之为“东周瑰宝,举世无双”,或称之为“天赐奇景,可喜可贺”,还有的认为“洛阳东周车马坑的重大发现,充分显示了洛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108。如此等等,回顾当年的此情此景,此语此言,都有助于我们去正确理解洛阳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考古发现的历史价值以及原址整体保护的意义所在。

洛阳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不仅了断了自东汉以来,学术持续1900年的有关古制天子“驾六马”或“驾四马”争论的千古公案,还为洛阳东周王陵陵园遗址的认定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现在洛阳市在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址上建成了“洛阳东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周天子驾六马的古韵神采,叙述周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真谛;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遗址,已经成为洛阳标志性古迹,显示古都洛阳在中国历史上“自古河洛帝王州”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现已原址原貌展示保护的洛阳东周“天子驾六”车马坑,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地方旅游资源,将在古都洛阳继续创造着经久不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汉墓壁画
南壁车马图、东壁夫妇宴饮图局部--东汉壁
偃师杏园东汉墓--车马出行图局部六
偃师杏园东汉墓--车马出行图局部五
偃师杏园东汉墓--车马出行图局部四
偃师杏园东汉墓--车马出行图局部三
偃师杏园东汉墓--车马出行图局部一
偃师杏园东汉墓--车马出行图局部二
后室顶脊太一阴阳图--浅井头西汉壁画墓
前山墙右斜壁画局部--八里台西汉壁画墓
人物山峦图--持棨戟者烧沟西汉壁画墓
密县打虎厅侍女壁画
龙人
执戟持剑者局部--西汉壁画墓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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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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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团扇)
风和日丽
扇面花鸟
国色天香梦如潮涌
山水九
山水八
 
 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韦娜与洛阳牡丹

韦娜:加强文物发掘保护,打造文化高地
阳光下的助残美展 --“大美华夏·人道主义
画家韦娜谈艺术品鉴证备案
韦娜作品加入艺术品鉴证备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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