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九州大宰府出土的莲花纹砖和隋唐洛阳城出土的莲花纹砖,二者的质地、制法、功用相同，皆以莲花砖面主体花纹且外绕蔓草纹和联珠纹。主要差异是：前者形制为长方形，莲花图案小并辅以水波纹，砖的侧面也有花纹；后者形制为方形，仅砖的正面有花纹，莲花图案肥大且没有水波纹。此表明在公元七世纪前后，中国和日本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而日本国在吸收他方文化的同时又保持着地方文化特征。
关键词：大宰府莲花砖；隋唐洛阳城莲花砖；共性与个性；文化交往

九州是日本群岛南部的一个大岛，北邻本州与四国，西边隔海与朝鲜半岛和中国相望，地处日本与邻国进行古文化交往的要冲地区。最近，我们观察了九州大宰府遗址出土的一件年代约为公元七世纪末期的莲花纹砖的拓本，认为该砖与中国唐代宫廷用砖相近，又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对研究日本国与中国的古代文化交往情况具有代表意义，故专文论之。
大宰府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砖（以下简称“大宰府莲花砖”）是作为墙壁用砖使用的。这块砖是模制的泥质砖，平面呈长方形，长0.32、宽0.28米。砖的正面和侧面有花纹。正面的主体花纹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由花心处的圆形莲蓬和莲蓬外围的莲瓣组成。莲蓬内有8个圆形莲子，中有钉孔；莲瓣为双瓣；莲蓬与莲瓣之间有隐约可辩的平行线装饰。莲花的外围有蔓草纹，蔓草为弯弯曲曲的长藤，藤条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叶片和花朵，这些叶片和花朵呈对称分布。砖面四角各一花麦穗，边框上有一周联珠纹。砖面上又绘有水波纹，莲花与蔓草就象漂浮于水面之上。砖的侧面绘有草叶和花朵（见图一）。
下面，我们看一下唐代宫廷出土的莲花纹铺地砖（以下简称“唐代宫廷莲花砖”）。
就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唐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出土的宫廷铺地砖而言，均为用陶泥模制的方形砖。这些方砖除素面砖外，主要有五种花纹砖：莲花纹砖、四叶纹砖、蔓草纹砖、凤纹砖和团花纹砖（1）。这五种砖以莲花纹砖最为多见，究其原因，既与当时对佛教的尊崇有关，又因莲花为水生植物寓有以水灭灾之意（因为唐代的宫廷建筑多为高台式土木结构，易于引发火灾）。以上诸砖的侧面皆无花纹，背面多见绳纹或沟槽。
为了便于把大宰府莲花纹砖与唐代宫廷莲花砖进行类比，我们有必要对考古出土的唐代宫廷莲花砖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观察一下大宰府的莲花砖究竟与唐代宫廷出土的哪种莲花砖较为接近。
根据目前的资料，隋唐东都洛阳城区出土的唐前期的莲花砖，其主体花纹均是一朵硕大的莲花，外绕以蔓草和联珠纹。依据其莲瓣等的变化，可以初步归纳为如下三种类型：
A型 单瓣莲花纹砖。主要分为二式：
Ⅰ式 单尖瓣莲花纹砖。1992年洛阳玻璃厂第10号唐代宫殿出土标本，边长0.33米，正面中部为一朵大莲花，莲花由中部的半球形莲蓬和莲蓬周围的莲瓣组成。莲蓬中无莲子；莲蓬外绕二周单瓣莲瓣，莲瓣的上部较尖。莲瓣外绕一周联珠纹，再外有呈对称分布的蔓草纹环绕，边框处有一周联珠纹（图二：1）。
Ⅱ式 单圆瓣莲花纹砖。1982年洛阳玻璃厂第10号唐代宫殿踏道砖标本，边长0.34米。正面中部大莲花的莲蓬较大，莲蓬内圈有莲子7个，外圈有莲子12个；莲蓬外绕一周莲瓣，莲瓣为单圆瓣莲花，外绕一周联珠纹。砖正面四角有蔓草纹，边框处有一周联珠纹（图二：2）。
B型 覆瓣莲花纹砖。覆瓣，指的是莲花的每一片莲花瓣由上下二层花瓣组成。1982年洛阳玻璃厂发掘区收集到的标本，边长0.33米，正面中部大莲花由中部的莲蓬和莲蓬周围的莲瓣组成。圆形莲蓬内有莲子9个，其中1个居中，外绕8个；外圈莲瓣为覆瓣，内圈莲瓣为单瓣。莲花的外围有4条相同的蔓草纹，砖面的四角各有一草叶纹，边框处有一周联珠纹（图二：3）。
C型 双瓣莲花纹砖。双瓣，指的是莲花的每一组莲瓣由相依的二个覆瓣形花瓣组成。1978年洛阳建筑机械厂住宅区（北区）唐代大型宫殿基址出土标本，边长0.38米，正面中部大莲花由中部的莲蓬和莲蓬周围的莲蓬组成。莲蓬内的莲子数量与排列形式同B型；莲蓬外绕内外二圈莲瓣，外圈莲瓣为双瓣，内圈莲瓣为单瓣，莲花的外围有4条相同的蔓草纹，砖面的四角各有一草叶纹，边框处有一周联珠纹（图二：4）。
以上A、B、C三型莲花砖，从隋唐莲花图案的演变关系分析，以A型Ⅰ式砖的年代为早，因为隋唐莲花图案的莲瓣演变有一个由尖瓣向圆瓣、由单瓣向覆瓣和双瓣发展的过程。考虑到隋唐洛阳城的始建为隋大业元年（605年）并于武德四年（621年）为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所毁，A型Ⅰ式砖的年代约当七世纪之初。A型Ⅱ式砖、B型砖、C型砖的制做年代应晚一些，考虑到它们同为唐东都宫城内的大型宫殿用砖，而唐东都大规范的修建，据《唐会要》卷八十四载，武德四年李世民平王世充毁东都后，唐高宗显庆二年（656年）重修，至麟德二年（665年）建成，故其制作年代约为七世纪之中叶。
从类型学的方面考虑，大宰府莲花砖为双瓣莲花砖，应与唐代宫廷C型莲花砖相近。故将其与唐代宫廷C型砖比较，此二者的主要异同点是：
A、相同点
a、同为模制的以双瓣莲花为主体花纹的建筑用砖；
b、莲花图案皆丰满，中有莲蓬和9个莲子；
c、莲花外绕对称分布的蔓草纹；
d、砖面的四角均填以草叶或花穗；
e、砖面的边框清晰且绕以联珠纹。
B、相异点
a、大宰府莲花砖为长方形，唐代宫廷莲花砖为方形；
b、大宰府莲花砖的莲蓬与莲瓣之间平行线装饰，砖面上有水波纹，此为唐代宫廷莲花砖所不见；
c、大宰府莲花砖的莲花较小，仅占砖面的1/7，而唐代宫廷莲花砖的莲花占砖面的2/3；
d、两者砖面上的蔓草纹各具特点；
e、大宰府莲花砖的侧面有花草图案，而唐代宫廷莲花砖的侧面无纹饰。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大宰府莲花砖与唐代宫廷莲花砖在质地、制法、功用上是相同的，皆以莲花为主体花纹且外绕以蔓草纹和联珠纹，有着共性的一面。但相异点也很明显，前者在形制上为长方形，后者为方形；前者的莲花图案较小并辅以水波纹，后者的莲花图案很大且不见水波纹；各自的蔓草纹各有特点且前者的侧面纹饰为后者所不见。由此表明，它们各具地方特点且相互间关系密切。
前已论及，大宰府莲花砖和唐代宫廷C型莲花砖甚为相近，甚而莲子的数目与排列样式宛如出于一位七世纪的陶工之手。这应是公元七世纪及其前后中国和日本国频繁文化交往的真实写照。考虑到唐代宫廷C型莲花砖的年代较大宰府莲花的年代稍早，故认为日本大宰府莲花砖应是当时的日本国在继承本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唐文化的产物。
至公元五世纪，古日本尚处在奴隶发展阶段。从六世纪末起，日本皇帝和一些留学中国的人员想仿效中国的制度进行改革。据《隋书?东夷传》和《北史?倭国传》所记，日本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首次遣使通隋（2）。到了唐代，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到天智天皇八年（669年），日本又先后派遣唐使六次。日本使臣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在中国访问期间，悉心了解中国当时的典章制度。他们回国后，多被当时的日本政府所重用，这对公元646年孝德皇帝的“大化改新”，对于日本国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的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当时也有不少唐人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佛教经典，还带去了建筑、雕刻、医药等各种技术。这一历史事实，应当是产生这样一种与唐代宫廷用砖相近的大宰府莲花砖的社会历史原因。
但是，公元七世纪时期，日本国对唐文化的学习决非是简单地仿效或照搬，而是借鉴、吸收或融汇。以大宰府莲花砖为例，它仿效了唐代宫廷莲花砖的基本图案，保持着长条形砖的传统形制，创意出在水波上漂浮的、由蔓草环绕的莲花纹图案，烧造出一种与唐代宫廷用砖相近但又不同于唐代宫廷用砖的新的属于日本国的产品。
本文论及的只是大宰府莲花砖，而可以反映日本国对邻国古文化借鉴、吸收或融汇的考古资料则非常丰富。九州佐贺县发掘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至3世纪）的吉野里遗址，其出土的尖底瓶状的瓮棺及陶罐等，与中国内陆地区的汉代同类陶器均具有一定联系（3）。本州奈良发现的部分三角缘神兽镜（4）、1985年奈良生驹郡斑鸠町藤之木古坟出土的古坟时代的马镫（5）、奈良三彩多嘴壶（6）、冈山县大飞岛遗迹出土的三彩小壶（7）及吉备国所见的大批莲花纹瓦当（8）等，均可以从不同侧面返反映出日本国对邻国古文化的借鉴、吸收或融汇情况。
我们认为，在古代历史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处在一个封闭系统之中。恰恰相反，历史上的各氏族、各部族、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传递或交流。这种彼此间的交往，对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而在这种历史交往中，日本国无愧为一个既善于保持本土文化又善于吸收他方文化营养而发展自我的伟大民族之一。大宰府出土的这件莲花砖便具有浓郁的日本古文化特点并折射出古代日本人民的勤劳与才智。

参考文献：
（1）参见安家瑶、李春林编写的《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的图二八、图二九（《考古学报》1997年3期）；余扶危、叶万松、李德方、宋云涛编写的《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的图十、图十一（《中原文物》1983年2期）；余扶危、叶万松编写的《洛阳发现唐代建筑遗址》的图三（《考古》1983年6期）。
（2）《隋书? 东夷传》：“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
（3）佐贺县教育委员会：《吉野里遗址》，1994年2月，诚文堂印刷，株式会社。
（4）奈良县立僵原考古研究所调查研究部：《僵原考古研究所?1938-1998》，平成10年11月发行。
（5）齐东方：《关于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县文化渊源的考察》，《文物》1987年9期。
（6）同（4）。
（7）见新版《古代日本》第四卷《中国?四国》中的彩版，株式会社，角川书店发行，1992年1月20日第一版。
（8）出宫德尚、伊藤晃、网本宽久、驹井正明：《吉备考古学的研究》拔刷，集成17《瓦当文》，山阳新闻社出版局发行，1992年11月25日。